四 傅家画像石的历史背景
近年来青州地区南北朝考古最重要的发现是龙兴寺窖藏出土的大批北朝佛教造像，研究者非常注重这些造像的艺术特征，将其中北齐时期衣服紧窄，衣纹稠密的风格与以曹仲达为代表的“曹家样”联系起来。《历代名画记》卷八云：“曹仲达，本曹国人也。”[96]曹国属于昭武九姓之一，因此，曹仲达是画史上唯一有明确记载的粟特画家。青州北朝佛教造像与这位粟特画家的风格有关，这似乎可以为傅家画像中所出现的粟特美术因素找到一个背景。
但是荣新江的观点更为慎重，他指出，“曹家样”所代表的是一种绘画风格，石刻造像毕竟属于雕塑艺术，二者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曹仲达的绘画所表现的样式，恐怕首先应当具有粟特美术的特征”。曹仲达活动的主要地区应当在邺城地区，因此包括早年安阳出土的石棺床在内的一些粟特美术品，其作者应是邺城的粟特工匠[97]。换言之，包括虞弘墓在内的几批葬具上粟特风格的雕刻应出自粟特工匠之手。
我们既然不能简单地根据傅家画像推出墓主曾远行到中亚等地的结论，也不能直接将青州美术的风格与曹仲达等画家的活动直接联系起来，那么傅家画像出现粟特美术因素的背景到底是什么?
宿白注意到青州龙兴寺佛造像自东魏晚期开始流行衣裙贴体的新风格，认为这种变化的背景“与6世纪天竺佛像一再东传、高齐重视中亚诸胡伎艺和天竺僧众以及高齐对北魏汉化的某种抵制等似皆有关连”。他提到这些以商贩或伎巧东来中原的胡人在北魏多宅于洛阳，后附高齐东去，颇受恩幸，而迁邺后，东西往返仍极为频繁。宿白特别指出，青州傅家画像石中多见胡人形象，便与这种背景有关[98]。
傅家墓的墓志缺失，只能凭借图像来推断墓主身份。如上文所述，画像中墓主的服饰与面相均表现出与粟特人明显不同的特征，可以判断为汉人或鲜卑人，这是傅家画像石与虞弘、安伽等墓葬的装饰关键性的差别。另一方面，傅家画像石又大量借用了粟特美术的绘画样本，甚至墓主的坐姿也表现出对于异质文化的欣赏和认同。可以得出这样结论：傅家石棺的主人是北齐统治阶层中汉人或鲜卑人的一员，但很可能生前与萨宝等粟特人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以致于可以得到萨宝丧葬所用的粉本并乐于加工改造，用在自己的墓室中。
既然傅家画像石与萨宝墓葬的图像有许多相似之处，那么北齐时期青州有无萨宝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罗丰1998年曾收集唐代以前文献与墓志中所见的萨宝资料，其中有二人在京师任职，五人在河西地区的凉州和张掖，一人在定州，一人在并州，一人不详[99]。但是萨宝很可能也是一个全国性的官职，国家图书馆藏拓本有唐咸亨四年(673)唐故处士康君墓志，云：“父仵相，齐九州摩诃大萨宝……”[100]姜伯勤认为此处的“摩诃大萨宝”“与一个王朝的全国性职衔有关”[101]。又《隋书·百官志》言及北齐萨宝制度分为“京邑萨甫”和“诸州萨甫”两类[102]。
虽然文献中尚未发现关于北齐青州萨宝的明确记载，但有墓志资料显示，北齐时青州的确可以接触到来自中亚与萨宝有关的人物。荣新江曾引1984年太原北郊小井峪村出土的龙润墓志来说明并州粟特聚落和萨宝府在唐代的影响[103]，该墓志对于研究本文的问题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图45)。兹引有关文字如下：
图45 山西太原北郊小井峪出土唐龙润墓志(采自《文物》2001年第4期，第86页)
龙润墓志
君讳润，字恒伽，并州晋阳人也。白银发地□□□蛇龙之山。祖先感其谲诡，表灵异而称族。凿空鼻始，爰自少昊之君;实录采奇，继以西楚之将。及汉元帝，显姓名于史游。马援之称伯高，慕其为人，敬之重之。《晋中兴书》，特记隐士子伟，以高迈绝伦。并异代英贤，郁郁如松，硌硌如玉者也。曾祖康基，高齐青、莱二州刺史，僵(疆)场邻比，风化如一。……□(公)属隋德道消，嘉循贞利，资业温厚，用免驱驰。唐基缔构，草昧区夏。义旗西指，首授朝散大夫，又署萨宝府长史。……永徽四年(653)九月十日，薨于安仁坊之第，春秋九十有三。……永徽六年三月廿日，附身附椁，必诚必信，送终礼备，与夫人何氏合葬于并州城北廿里井谷村东义村北。[104]
荣新江认为，墓志中所谓龙姓来自少昊的说法不足凭信，而在汉文史料和文书中，龙姓一般是西域焉耆国东迁中原以后所用的姓氏[105]。作为焉耆胡后裔的龙润在唐代出任并州萨宝府长史，说明了龙姓与粟特聚落有直接联系。龙润的曾祖龙康基在北齐时曾出任青州刺史，与青州傅家画像石中出现粟特文化因素的事实应非巧合;龙康基、龙润所处时代虽然有别，但他们分别任职于青州和并州，或可说明这两个地区之间存在文化上的联系，这种联系在傅家画像和虞弘石棺画像中再次表现出来。此外，青州地区在北齐时期是否存在粟特聚落，也有待于将来新的考古资料来验证。
虞弘石棺图像粟特文化色彩较为纯粹，傅家画像石中原有的粉本显然被做过较大改动，但虞弘石棺的年代比傅家墓晚19年，傅家画像石不可能直接来自虞弘石棺。除了傅家画像石与Miho石棺床画像所表现出的共性以外，在天水石马坪石棺床“屏风1”下部也有与傅家第二石类似的图像(图46)。这些图像之间的相似性可以证明，北朝前后有一些具有鲜明粟特文化色彩的粉本在汉地流传使用。
图46 甘肃天水石马坪石棺床画像(采自《考古》1992年第1期，第48页)
在华粟特人墓葬装饰的粉本除了人物相貌和服饰、器具等物质文化方面具有中亚民族的特征外，还明显地保留有祆教美术的印记。姜伯勤对安阳石棺床的祭司、火坛等图像进行了研究[106]，在虞弘墓、安伽墓也都出现了火坛等形象，Miho石棺床上还有典型的祆教葬礼图像，这些内容可能直接承袭粟特人故土原有的图像体系。另一方面，正如许多学者所注意到的，这些流寓于中国内地的中亚人也有汉化的倾向，不但营建墓葬、使用棺椁，而且其装饰图像也吸收了一些中国传统的题材，例如上文所提到的鞍马和牛车，就很有可能来自内地汉人和汉化鲜卑人的图像系统。随着资料的不断丰富，粟特美术汉化的问题还值得继续探讨。
从傅家画像石可以看到，正在汉化的祆教丧葬美术又被一位非粟特人借用，这对于文化“互动”的理论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注脚。这批资料启发我们不仅要注意到外来文化的汉化问题，同时还要关注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中国本土文化所发生的变化，即中原民族传统的丧葬美术对异质的粟特美术的吸收、改造与利用。
在南北朝美术考古的资料中，我们不难找到一些来自中亚的影响，就山东地区6世纪的考古材料而言，这种影响不仅在佛教造像上有显著的体现，而且在墓葬壁画中也有迹可寻。如距离不远的临朐冶源北齐天保二年(551)崔芬墓壁画中，一方面绘有竹林七贤等汉文化所标榜的人物，另一方面与这些高士画像并列的还有两个跳胡旋舞的人物(图47)[107]，这一图像与1985年宁夏盐池县唐代6号墓石门上雕刻的舞蹈的胡人舞姿极相似，而同一墓地的3号墓出土的何府君墓志称墓主为“大夏月氏人”，可知是六胡州粟特人的一处墓地[108]。但是与崔芬墓和徐敏行墓所不同的是，傅家石棺中所出现的粟特美术色彩不是局部的、少量的，而是比较完整地借用了胡人墓葬的图像样本，因此也就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
图47 山东临朐冶源北齐崔芬墓壁画中的跳胡旋舞者(郑岩绘图)
因为缺少背景材料，我们还不清楚为什么这位汉人或鲜卑人要借用一套如此特殊的图像来装饰自己的墓葬。可以看到这种借用并不是全盘抄袭，而是明显留有与墓主本人所属文化相关的改造痕迹。例如傅家画像石并不采用粟特葬具上的浅浮雕，而是延续了北魏洛阳地区的传统，这一点是否与墓主的种族有关，值得注意。又如傅家第二石在构图上采用了粟特人的范式，主题却与原来大相径庭。墓主本人坦然坐在虞弘墓中属于一位尊神的筌蹄上，而旁边的粟特人却被刻画得形体矮小，一副毕恭毕敬的姿态，设计者似乎忘记了画像粉本来源于粟特人这一事实。这种矛盾的现象透露出墓主对于其身份和所属文化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耐人寻味。
Miho石棺床与安伽石棺床上所见的鞍马和牛车无疑来自中原汉文化，但是当这些题材再次出现于傅家石棺上时，又与Miho画像的构图如此相似，使我们难以判断这些图像的文化属性。这可以作为文化融合与交流的过程中同一图像在不同性质的文化中来回传动的一个典型案例。
无论汉化还是胡化，都是对自身文化的改造和对其他文化的利用，“化”的过程必然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而融合与转化的程度也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所涉及的问题相当复杂。如果将安阳、安伽、Miho的石棺床和虞弘石棺等视为比较典型的入华粟特人丧葬美术的样式，而将崔芬墓等看作典型的汉人丧葬美术的标本，那么傅家石棺则可以当作这二者之间一种特殊的“混同形式”。如上所述，不同性质的文化相互“混同”的现象在这两类既有的传统中就已经存在了，但是，无论在虞弘墓还是崔芬墓，我们都能够比较容易地判断出其文化的基调色彩，而在傅家画像中，基调色彩则大大模糊了。这种现象的存在，提醒我们对于一些习惯使用的方法必须更加慎重。由于傅家墓志缺失，我们在上文不得不借助图像来判断墓主的身份，但是所选取的是服饰和人物相貌这些比较具体的指标。假设当年刻有墓主肖像的几块石板没有被收集到，我们是否可以根据画像的风格等指标来作为判断社会、文化属性的标准呢?同样，如果没有墓志，我们根据壁画能否将固原隋大业六年(610)史射勿墓定为萨宝后裔的墓葬呢[109]?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所带来的变化在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中会有所差异，有时表现得比较显著，有时又会比较模糊。青州出现如此一座深受粟特文化影响的墓葬应是一个特例，它与粟特美术的密切联系需要通过一个比较直接的渠道来实现，即与粟特人的流寓和绘画粉本的流传有直接关系。我们必须注意避免把这一墓葬所得出的个别结论简单地普遍化、扩大化，就山东地区所发现的其他北朝墓葬来看，外来文化的影响并不都是如此显著。今后随着考古资料的丰富，我们还需要对墓葬中粟特美术的因素做进一步的定性定量分析，以获得更为具体的认识。
近年来南北朝时青州地区文化成份的复杂性颇受研究者关注。这一地区在东晋十六国后期曾是南燕建都之地，此后相继属东晋、刘宋、北魏、东魏、北齐。青州曾有半个世纪的时间处在南朝前期文化的氛围中;入魏以后，也不断受到来自南朝的影响。因此，青州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中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即来自河北京畿地区的影响、来自南朝的影响，以及当地的文化传统，这些因素在佛教造像和墓葬资料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110]。青州及其附近地区发现的墓葬，如临淄窝托村北朝崔氏墓地[111]、临朐北齐崔芬墓、济南北齐□道贵墓、济南东八里洼北齐壁画墓[112]等，均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这些墓葬缺乏某种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制，特别是壁画等图像表现出更大的自由度和不确定性，与两汉和唐代大一统时期各地文化面貌所表现出的强烈同一性有别，是南北朝时政权分立、人口流徙、思想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果。傅家画像石反映出青州一地的文化还存在外来的因素，可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