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地区汉代墓葬反映的历史问题
杜林渊，张小兵
（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延安 716000）
收稿日期：2009-04-11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项目(项目编号：08JK189)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杜林渊(1970-)，陕西吴起人，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硕士，主要从事考古学研究。
摘要：对宁夏地区发现的两汉时期墓葬的综合研究分析可知，两汉时期宁夏地区的墓葬文化各种因素中，既有汉族移民文化因素，也有当地本土的“土著”文化因素，两种文化因素在整个墓葬文化因素中所占比重的不同，反映了汉族文化循序渐进影响这一地区的客观史实。
关键词：宁夏；汉代；墓葬；历史问题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44(2009)06-0098-04
宁夏地处西北，历史上一直是少数民族聚居活动的地区。汉代以前，尤其是周王朝势力衰落之后，更是西戎诸部强盛的时期(其中尤以义渠戎、乌氏戎、朐衍戎等部最为强大)，直到战国晚期，秦灭义渠戎以后，这一带才逐渐纳入秦国的统治范围。秦统一全国后，在这里分设北地(银北)、安定(银南)两郡，直至两汉。宁夏地区两汉时期的墓葬资料很多，使得深入研究和讨论两汉时期宁夏地区的文化特征和民族融合情况成为可能。
两汉时期宁夏地区已经发表和报道的墓葬材料主要有：宁夏吴忠关马湖的45座汉墓[1]、银川平吉堡的8座汉墓[2]、盐池县张家场的8座汉墓[3]、灵武横城的25座汉墓[4]、盐池县宛记沟的7座汉墓[5]、吴忠市韩桥的18座汉墓[6]、固原县上饮河的1座汉墓[7]、固原陈家洼的8座汉墓[8]﹑宁夏同心倒墩子的27座墓葬[9]、宁夏同心县李家套子的5座墓葬[10]等。在发掘的近200多座汉墓中，其中大多数墓葬被盗掘，为全面讨论两汉时期宁夏地区的文化面貌带来一定的困难。以往学界关于宁夏地区两汉时期墓葬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宁夏地区的匈奴墓葬及其匈奴文化分析和墓葬编年研究的讨论[11]，但就墓葬现象所反映的两汉时期宁夏地区的历史变迁、民族关系等情况，则讨论较少，笔者试就此进行初步的讨论。
一 墓葬资料分析
两汉时期宁夏地区墓葬的形制主要有土坑墓﹑土洞墓、木椁墓和砖室墓四种(盐池县张家场汉墓中的M1﹑M3则分别为土坯室和石室墓，但在墓内发现有已朽的木椁，故我们将其归入木椁墓的类型中。同心县倒墩子匈奴墓地中的M22为一石椁墓(婴儿墓)，同心县李家套子匈奴墓地发现一座石棺墓，这两座墓的形制特殊，笔者不做讨论)。
土坑墓是宁夏地区在汉代以前主要的墓葬形制，如固原彭阳孟塬、新集、彭堡侯磨，固原河川上台，固原县南郊，西吉县白崖半子沟、新营陈阳川[12]，宁夏固原杨郎墓地[13]等。这些墓葬时代是战国时期，墓主人被认为是义渠戎或者是游牧于此的土著少数民族[14]。两汉时期的土坑墓主要流行于“匈奴或土著民族墓葬”之中，如同心县倒墩子墓地，在发掘的27座墓葬中，土坑墓就有20座，盐池县宛记沟汉墓群也发掘了2座[15]。葬式多为仰身直肢，头向不一，以北首葬为多。成人墓一般有木质葬具，头向所处的墓壁上大都挖龛，内置陶器或漆器。
土洞墓是宁夏地区传统的墓葬形制，从新石器时代的海原菜园墓地到同心县倒墩子墓地[16]、西吉县陈阳川墓地[17]，都有这种墓葬形制。两汉时期的墓葬中，土洞墓仍然占有相当的比例。目前的资料统计表明，土洞墓在所有的墓葬中所占的比例为24%左右。其中偏洞式土洞墓只在南部的倒墩子等地区发现，北部的关马湖墓地只发现几座，总体而言，数量不多。而带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则数量较多，占整个土洞墓的76%左右，根据目前发表的材料看，主要分布在北部地区，而在南部地区则很少发现。葬式多为仰身直肢葬，头向不一，一般都有木质葬具，没有葬具的一般修有尸床，如宛记沟汉墓的M6[18]。许多棺底铺一层草木灰或白膏泥，草木灰中往往杂有半两或五铢钱(垫背钱)等。
两汉之前，木椁墓在宁夏地区很少发现，两汉时期，木椁墓在宁夏南北部都有分布，但数量不是很多，统计表明，木椁墓在所有的墓葬中所占的比例为8%至10%。而木椁墓中又主要以土圹木椁墓为主，占81%左右。土圹木椁墓各墓的木椁以竖板封门，且有分箱情况，一般为双人合葬，有个别的为单人葬和三人葬，如李家套子墓地的M1就为三人葬[19]。双棺多颠倒放置，多仰身直肢葬，头向不一。而石圹和土坯圹的木椁墓却各发现了一座[20]，数量很少。统计还表明，在宁夏地区，北部地区的木椁墓的数量明显比南部地区的要多。
砖室墓以墓室的多少可分为单室﹑双室和多室(三室以上)三种类型，统计表明：两汉时期的砖室墓在宁夏地区发现很多，而且分布广泛，砖室墓在所有的墓葬中所占的比例为50%左右。其中单室砖墓在砖室墓中的比例为23%左右；双室砖墓的比例为48%左右；多室砖墓的比例为29%左右。双室砖墓的比例明显占有优势，单室砖室墓数量反而较少。在多室砖墓中还出现不少四室砖墓，如吴忠关马湖汉墓中就有四室砖墓两座，吴忠韩桥汉墓中也有四室砖墓两座。墓葬中大多为双人仰身直肢合葬，少见单人葬，头向不一。根据目前的材料看，在宁夏北部地区发现的砖室墓明显多于南部地区。
在随葬品及其组合上，宁夏地区发掘的汉代墓葬大多数被盗掘，墓室内扰乱严重，所以随葬品的种类﹑数量﹑组合和摆放位置等总体情况并不是很清楚。从公布的材料看，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此外还有铜、铁、铅、玉、石、骨、琉璃器、车马器(有实用的也有明器)、丝织品痕迹和漆片。综合发表的各墓群墓葬随葬品可知：宁夏地区汉代的墓葬随葬的陶器主要是罐、壶、灶、仓、盘(盆)。尤其是罐，数量较多，几乎每个汉代墓群中都有出土，而且形态较多，表明了罐在宁夏地区是一种普遍使用的器类，而壶、灶、仓、盘(盆)则基本上只在宁夏北部地区的汉墓中出土，在宁夏南部地区则很少见[21]。南部地区固原、同心等地的汉墓中一般只随葬陶罐，只有个别墓葬随葬少数其他类陶器，墓葬中一般都随葬有车马器、铁器、骨器、珠饰以及琉璃器等，少见随葬铜镜；而在盐池、银川、灵武等地区的汉墓中随葬铁器和琉璃器以及珠饰比较少，经常随葬铜镜。被当地学者认为此区独特器物的扁壶，在南部地区则没有发现，北部地区也是只在个别墓群出现。如盐池县张家场汉墓的M5、M8，盐池县宛记沟汉墓的M7、M3。宁夏北部地区的汉代墓葬中出土的壶、罐等还经常是成套出土，即所谓的“列壶和列罐”。此外，在宁夏地区的汉代墓葬中，多数墓中均随葬有车马器，有的是明器，有的却是日用器。
通过以上对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初步分析，结合当时的地理环境状况，宁夏地区的汉代墓葬以今同心东北的大罗山和青铜峡市、吴忠市、中宁县交界的牛首山一线为界分为以固原、同心为中心的南部地区和以吴忠、盐池为中心的北部地区两大区。其中南部地区的汉墓在墓葬形制上以土坑墓、土洞墓为主，还有少量的砖室墓；随葬品主要是铜车马器、铁器、琉璃器、骨器、石器以及装饰品等，随葬陶器中发现最多的是罐，其他器物少见；北部地区汉墓的墓葬形制主要以带斜坡墓道的土洞墓、砖室墓和木椁墓为主，少见土坑墓；随葬品主要是陶器，另外还有一些车马器(主要为明器)和铜器等，陶器中主要以罐、壶、仓、灶、盘(盆)几类器物为主。由此可见，两汉时期宁夏南北两个地区至少存在文化上的差异，其中南部地区在西汉时期，无论从墓葬形制还是从随葬器物来看，与中原地区的汉代墓葬的差别较大。而到东汉时期则几乎与中原地区一致，如固原上饮河东汉墓[22]。北部地区的汉代墓葬则在墓葬形制及随葬品组合上都表现出一种与内蒙古中南部的鄂尔多斯地区和陕北地区汉代墓葬的相似性[23]。当然，有些地区还可以进一步分小区，如南部地区的固原和同心的墓葬就有差别，从目前的材料看是时代上的差别，也有可能还存在文化族属上的差别。而北部地区相对来说，墓葬无论在墓葬形制还是在随葬品的种类上都表现出与中原地区同时期墓葬很大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二 墓葬文化因素分析
关于宁夏地区汉代以前的民族和文化的研究，已有学者专门讨论[24]，此外，许成、钟侃、罗丰等先生也在不同的论著和考古发掘报告中有论述[25]，这为我们讨论汉代宁夏地区的民族和文化奠定了基础。根据近年来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东周时期，以宁夏中南部和甘肃东部的陇山为中心，包括陕西西北部的一部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可归入许成先生所称的“杨郎类型”)的族属是属于戎族的(乌氏戎、眗衍戎和义渠戎)，而“毛庆沟类型”文化的族属为狄族(也有人认为是匈奴族，笔者赞同狄族说)。故其文化的族属，正如许成先生所指出的，杨郎类型代表的青铜文化的创造者是戎人，以毛庆沟类型为代表的青铜文化的创造者应是狄人。当然这种文化中也包含有秦文化的部分因素，如固原出土的铜锛、铜斧、铜凿的形制与关中秦文化中的同类器物非常相似；而长胡、中胡三穿铜戈和铜矛，春秋战国时期就在中原和秦国广泛流行。这种文化特征，至少是延续到了西汉中晚期。如宁夏南部地区的同心倒墩子墓地中的6座洞室墓及土坑墓中人骨架头低足高的墓葬，明显与同区其他墓地的墓葬有别，而与杨郎类型的墓葬形制基本一样；在随葬品上，如随葬实用工具和骨器、大量的车马器以及一些饰品等的习俗在汉代的墓葬中也明显有继承和发展的迹象，尽管其在形态上有所差别。同心倒墩子墓地族属被判定为匈奴族墓地，但其中也包含有“杨郎类型”文化的因素。到了东汉时，这一地区“本地的文化特征”保留很少，而基本上“汉化”了。这可以从这一时期的墓葬及其随葬品中看出来。如少见土洞墓，而多为砖室墓、木椁墓以及在随葬品上随葬一些模型明器等等。而在宁夏北部和西部地区，东周时期的墓葬和遗址发现不多，只在盐池和中宁、中卫有过报道[26]。根据目前的材料看，这一地区在东周时期的墓葬形制、葬俗和随葬品组合上，同杨郎类型文化是有差别的，如狼窝子坑青铜短剑墓群的墓葬形制，11座墓全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内填沙，有的还混填大石块，葬式中有侧肢葬和曲肢葬，随葬品中的阴刻人面蛇形饰牌、双鸟形牌饰、驼形牌饰等都很有特点；中宁县青铜短剑墓群的两座墓为土坑墓，人骨架的足下放置一陶罐，头部则放置陶勺、铜斧头等物，随葬器物中的铜镜、铜当卢、圆形铜饰也很有特点；但这一地区目前还没有发现土洞墓。所以东周时期此区文化的创造者是谁，目前很难说，从随葬器物等总体上看，可能既有戎人文化的因素，又有狄人文化的因素，因为从地理环境上看，此区正处于两个族属文化的接合部。但这种文化特征到了西汉时期则基本上没有保留下来。汉代这一地区的文化的族属，从目前来看，至少从西汉中后期开始，主要是汉族移民的遗存，如城址、障塞、手工业遗迹等(关于汉代的移民问题，文献中有很多记载，有关专家已有不少论述，如葛剑雄等《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石方《中国人口迁移史稿》等)。实际上，西汉时期宁夏各地建置多沿袭秦代，但是，北部川区实际上为匈奴楼烦白羊王属地。直到汉武帝元朔二年至元狩二年(公元前127至公元前121年)，卫青、霍去病多次出击匈奴，收复了河南地、新秦中。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在原秦北地郡的西部置安定郡，其辖地约相当于今宁夏中北部、甘肃庆阳地区及陕西部分地区。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设十三州刺史部，北地郡属于朔方刺史部，王莽时更名为威戎。辖19县(道)，其中在宁夏境内(可考者)有灵武、富平、灵州、眗衍、廉县等5县[27]，并迁徙内地居民到此畜牧、屯垦，设典农城[28]，招募农业人口，使得人口大增，冠盖相望。北部地区到目前为止很少发现西汉中期的“汉族人”的墓葬可能正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而在稍后时期，则发现了大量明显具有中原文化特征的墓葬，这些墓葬除极个别墓葬中还保留有与中原墓葬不同的特点外，其他的墓葬无论在墓葬形制还是随葬品组合上，与中原地区的墓葬基本相同，只不过可能在时代上滞后一些。而对于西汉中期前墓葬材料虽然很少发现，但从中后期墓葬资料中的墓葬形制和随葬习俗的变化，似乎仍可以找到“土著居民或匈奴人”的遗留。正如蒙文通先生所指出的，“义渠既失河南，余众为匈奴”[29]。也就是说，在秦攻灭义渠戎时，有大量的戎人逃跑到北部地区，这一地区可能就是汉初匈奴楼烦王的属地的南部地区(今宁夏灵武、银川、石嘴山等地，也包括内蒙古乌海市等地)。此区墓葬中的土坑墓和土洞墓，随葬车马器和饰品等习俗，与东周时期的墓葬形制和随葬习俗也很相似。但到了西汉中后期以后，墓葬形制以及随葬品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则基本上中原化了。
三 宁夏汉代墓葬反映的历史问题
宁夏地区汉代墓葬尽管发掘的并不多，但也能反映出汉代此区历史发展和民族融合的客观情况。南部地区墓葬本身文化特征在时间前后上表现不同，表明了汉族文化渐次影响本地区的客观史实。西汉中晚期的墓葬发现了不少，而且墓葬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特点与中原地区有很大的差异，这一方面与西汉政府设置属国都尉安置降汉的匈奴人有关外，还可能与本地的“土著居民”的文化传统有关，因为此前本地居民中仍然有大量的“戎人”，其文化传统如土坑墓、土洞墓等因素仍然存在。另外在《汉书》中的《武帝纪》、《宣帝纪》、《卫青霍去病列传》等文献中也有安置匈奴人的记载。如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设置的5属国即在天水、安定、西河、五原、张掖5郡之内，其中安定郡内属国都尉治三水县。根据《水经注》卷2记载：“三水县故城，本属国都尉治……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安定郡治高平，即今宁夏固原。推地望可知，三水属国都尉在今同心县一带。所以同心县发现的墓葬与中原地区的差异大，应是墓葬的主人为匈奴人的原因[30]，与内蒙古乌海市新地墓群反映的现象比较，也可印证在西汉中期，乌海新地与同心倒墩子墓葬主人的一致性，即匈奴族人或当地的“土著居民”。然而到了西汉末至东汉初，南部地区的墓葬明显发生了变化，原先的匈奴或土著少数民族的文化因素表现得不是很明显，代之而起的是中原文化因素的明显增强，如出现了砖室墓和随葬一些陶明器、陶俑等，表明了汉族与“当地的土著居民(包括匈奴人)”的融合程度。东汉中晚期，由于东汉政府连续与西北的羌人作战，战事不利，原先安定、北地两郡皆南徙关中，而西汉时所设置的灵武(县治在今宁夏青铜峡市邵岗堡西)、眗衍(县治在今宁夏盐池县张家场)、眗卷(县治在今宁夏中宁县古城乡)等县，在东汉中晚期也都相继废掉。因此在宁夏北部地区如盐池县等地的东汉中晚期墓葬发现的数量少，其原因除与发掘的规模有关外，更主要的可能是与这时期本地的人口锐减有很大的关系。东汉初期，原本人口稠密的中原地区，由于西汉末年的战争使得人口大量减少，劳动力出现严重短缺，所以东汉初许多西汉时迁徙到此地的人口又返回故乡，滞留下来的
“移民”(包括汉族和匈奴等少数民族)又经历战争，所以表现出来的是墓葬数量的急剧减少。而南部地区的东汉中晚期的墓葬数量更少的原因，应与当时几次羌族起义有很大的关系。根据《后汉书·西羌传》、《后汉书·安帝纪》、《后汉书·顺帝纪》等文献载，由于羌人起义，西北部各郡、县不守，政府遂将这些郡、县迁徙至关内。如《后汉书·西羌传》云：“(永初五年)，羌既转盛，而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守战意，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朝廷从之，遂移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同书《顺帝纪》载：“(永和六年五月)，恐唐羌寇北地……冬十月癸丑，徙安定居扶风，北地居冯翊。”而百姓恋土，不愿离去，政府却命令军队割掉他们的庄稼，毁房屋，破积聚。恰时逢旱蝗饥荒，官军又大肆抢掠，致使百姓大量死亡，人口锐减，所以出现了这一阶段墓葬发现少的现象。
宁夏地区目前发现的汉代墓葬，大多集中在一些汉代障塞和城址附近，如盐池县张家场汉墓群，吴忠关马湖汉墓群等。随葬品中既出土不少明显区别于中原地区汉墓的器物以及少见“陶楼”之类的表现豪强地主庄园经济的“坞壁”之类的器物，也出土不少与中原同时期墓葬出土遗物相同或相似的器物，这客观反映了当时宁夏作为边境地区的民族融合和地主庄园经济很少发展，其时当地居民点分散，大部分居民集中居住在城堡周围或城里的客观事实，而少数墓葬中出土有兵器的现象，除可能与葬俗有一定的关系外，可能这些墓葬的主人本身就是戍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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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2009年第6期《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98-1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