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系青铜文化中最引人注目者，莫过于动物纹样的金属牌饰，质地有黄金或青铜，以后者为大宗。金属牌饰上的动物纹样多数是以独体动物或动物间的搏斗为题材，这种动物或动物间的戏嬉、搏斗题材是北方草原地区现实生态和生活的反映。进而推知，动物纹样的金属牌饰是北方区域工匠的杰作，换言之，它们制造地点应该在北方地区。问题是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制作地点?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表明，除了北方，中原地区也曾经制作过动物纹样的金属牌饰。这就为我们探讨中原民族与北方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北方系遗物的来源和流传渠道提供了新的资料。
一、西沟畔、辛庄头和西安北郊战国墓出土的动物纹牌饰
1.西沟畔战国墓
内蒙古准格尔旗的西沟畔战国墓由3座墓组成，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马、羊头骨殉葬。其中M2保存较好，出土金银器，上有动物纹样，其中青铜兵器和有着动物造型的饰件是典型的北方系风格。墓主人是位成年男子，据发掘者推测，应是匈奴某一部落的酋长或王[1]。当然，这些墓的时代、地望及墓主人身份还有待于进一步推敲[2]。
西沟畔墓出土数件有铭文的金银器。其中一件虎豕咬斗纹金牌饰的背面左侧有一行刻划铭文，为“一斤五两四朱少半”，右侧下边有一行字迹较小的铭文，为“故寺豕虎三”。另一件虎豕咬斗金牌饰的背面边缘有“一斤二两廿朱少半”铭文(图一∶1)。另外7件兽首银节约的背面均刻有铭文，内容有“少府二两十四朱”(图一∶3)、“晏工二两十朱”、“晏工二两十二朱”、“晏工二两五朱”等。以上金牌饰经田广金等实测，重量为251克和249克，大约与战国时秦每斤重量250克吻合。银节约按照田氏表中折算下来，平均每斤约合220克左右，其中最后一行的100克显然是折算有误。折算不合当时衡制因素，田氏认为，银器锈蚀、表面颜料脱落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3]。
金牌饰背面除刻铭重量以外，还有“故寺豕虎三”，“豕虎”显然是表示金牌饰的图案内容。关于“故寺”，黄盛璋认为，这可能与制作器物的官府有关，寺就是官府办公的地方。秦汉铭文中常见寺工，设有工师与工匠[4]。
值得注意的是，金牌饰铭文中“两”、“半”二字均与秦文字相同，实测结果亦与秦衡制相符合，此金牌饰的制造无疑与秦国有密切的关联，甚至可能就是在秦地制造。银节约上有一件除刻有重量外，亦有“少府”二字，其中“府”字的写法见于韩长子、中府铜杖首，是三晋文字系统特有的写法[5]。7件银节约的形制、字体、衡制内容差别不大，当是同时、同地制造，可能是三晋赵国制造[6]。这样一来，西沟畔战国墓中的部分金银器，分别为秦、赵二国制造。
2.辛庄头墓区30号战国墓
在中原贵族墓葬中发现北方民族风格的金银器中，也有与之相类似的铭刻。河北易县辛庄头墓区30号墓是一座规模较大的战国墓。墓主人是燕国贵族，随葬品众多，其中金柄铁剑和金银动物纹牌饰数量较多，具有浓郁的北方风格，大部分都是牛、马、羊、骆驼、鹿、熊和怪兽[7](图一∶2)。金银器上刻有铭文的共20件，有6件镶嵌绿松石，采用两、铢、分等计量单位。发掘者认为，铭文内容涉及燕国的衡制单位，并认为战国时期，各国衡制趋于一致[8]。
圆形骆驼纹金牌饰的左侧铭文为“十两十九朱”;右侧4字，为“成人虎豕”。在另外一件金牌饰上，有铭文“工所为四两九朱”[9]。“工”释为“工”，在赵国器中可找出相同的铭文。三晋铭文中均有“工”，但写作“工”者只有赵国器铭[10]。关于“成人虎豕”中的“虎豕”，多数学者认为与金饰牌的虎豕纹饰有关，可能专指兽形纹饰。另外，金饰中还有5件武士头像，“成人”或指后者[11]。不过，用一件器物上的铭文说明其他饰件内容，尚缺乏旁证。
辛庄头战国墓的主人是燕国贵族，他本人对于北方民族风格的金银器(如金柄铁剑、动物搏斗纹牌饰等)有着特殊的爱好，或许他本人就是一位北方民族的首领。墓里出土的金银器中，动物纹样等北方因素占据相当大的比重，但金银器铭文表明，它们是赵国官府制作的器物。
3.西安北郊34号战国秦工匠墓
1999年冬，陕西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北郊康村发掘了一座金属手工匠的墓葬[12]。墓主为男性，是一个有一定身份的铸铜工匠。随葬的铜印有一“苍”字，可能是工匠的名字。最引人注目的是，墓中随葬25件陶模具，其中动物纹饰牌模的图案有怪兽纹、羊纹、鹰虎搏斗纹等(图一∶4～7)。
发掘者认为，其年代大约在战国晚期[13]。学者们曾经对关中秦墓进行分期[14]，其中有学者将战国时期的秦墓分为四期[15]。比照战国晚期的墓葬形制和器物组合特征，我们认为，发掘者的结论可以采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