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梅建军、张建林、小田木治太郎、郑克祥诸先生的帮助，高雷、乔国平绘图，在此一并致谢。
[1]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西沟畔匈奴墓》，《文物》1980年第7期，后收入田广金等编著《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第351～365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
[2]关于西沟畔战国墓，田广金等直接称之为匈奴墓。但以他所引文献《史记·赵世家》记载，武灵王二十六年(前300年)，“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赵武灵王打交道的对象是林胡，而非匈奴。墓地所处的内蒙古准格尔旗亦非匈奴人势力范围，而是云中郡，此郡先属赵国，后属秦国。
[3]田广金、郭素新《西沟畔匈奴墓反映的诸问题》，《文物》1980年第7期。
[4]黄盛璋《新出战国金银器铭文研究(三题)》，《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辑，第345页，中华书局，1985年。
[5]黄盛璋《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6]同[4]，第341、342页。不过黄氏比定的对象主要是洛阳金村所谓东周器物铭文。据最新研究，金村器物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西汉初年遗物，参见志贺和子《洛阳金村出土银器とその刻铭めぐつて》，《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会报》，1996年，第6号，第40～68页。
[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第715～731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
[8]石永士《燕国的衡制》，《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1980年)》，第172～175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9]国家计量局等主编《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附录，第184、185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10]同[4]，第350、351页。
[11]同[4]，第351页。
[12]岳连建《西安北郊战国晚期铸铜工匠墓初论》，《考古与文物》2002年增刊;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战国铸铜工匠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9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秦墓》，第120～128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报告中将该墓定名为“乐百氏34号秦工匠墓”。
[13]岳连建《西安北郊战国晚期铸铜工匠墓初论》，《考古与文物》2002年增刊。
[14]韩伟《略论陕西春秋战国秦墓》，《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尚志儒《秦国小型墓的分析与分期》，《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第58～67页，1983年;叶小燕《关中秦墓》，《考古》1982年第1期;滕铭予《关中秦墓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
[15]滕铭予《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第40页，学苑出版社，2003年。
[1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秦墓》，第120～127页。在对陶模观察方面，笔者与报告作者的叙述稍有差异，本文所述一些细节采用笔者参观时的观察，包括定名。[17]EmmaC.Bunkeretal，NomadicArtoftheEasternEurasiansteppes，TheEugeneV.TheawandotherNewYorkCollections，NewYork，2002，p.138，fig112.
[18]所谓“失织—失蜡法”，大体是经由这样的程序完成:先用一块雕有动物纹样的模具，在黏土上压制成母范的原型。待黏土干燥后，将蜡注入母范中，再在蜡模表面覆盖上一层粗纺织品，这层纺织品在蜡模脱离母范时起支撑作用。取出蜡模和纺织品后，将其裹上黏土加以高温烘烤，纺织品和蜡一起被烧毁，形成空范，少量的织物灰烬可由铸模的注入口被吹出。最后，再向范内注入熔化的金属液。这样形成的铸件背面显示出纺织物的印纹，是支撑蜡模的纺织品的翻版。参见EmmaC.Bunker，LostWaxandLostTextile:AnUnusualAncientTechniquesforCastingGoldBeltPlaques，TheBeginningoftheUseofMetalsandAlloys，MITPress，1988，pp.222-227.另见艾玛·邦克《“失织—失蜡法”:古代渤海地区的一种铸造工艺》，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36～239页，知识出版社，1996年。
[19]EmmaC.Bunker，AncientOrdosBronzes，AncientChineseandOrdosBronzes，HongKong，1990，p.304.
[20Katheryn M.Linduff Productiono fSi gnature Artifacts for the NomadMarket in the Stateo fQ in During the Ir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in China(4th3rdcenturyBC)，MetallurgyandCivilisation:EurasiaandBeyond，2009，London，pp.93-94
[21]小田木治太郎《北方系长方形带饰板の展开———西安北郊秦墓出土铸型の分析かろ》，《中国考古学》第5号，2005年，第79～94页。.
[22]艾玛·邦克《“失织—失蜡法”:古代渤海地区的一种铸造工艺》，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34页，知识出版社，1996年。
[23]陈直《关于两汉的手工业》，《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第151、152页，中华书局，2008年。
[24]《汉书·百官公卿表》卷十九上，第731、732页，中华书局，1964年。
[25]《后汉书·百官志》志二十五，第3581、3596页，中华书局，1973年。
[26]吴荣曾《秦的官府手工业》，原载《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后收入吴荣曾《先秦两汉史研究》，第198页，中华书局，1995年。
[27]同[3]。
[28]同[26]，第199页。
[2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秦墓》，第320、334、335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
[30]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增订本)，第210、211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31]与西安工匠墓出土的马纹陶模具相似的图案有:宁夏固原出土的怪兽金牌饰(参见钟侃等《宁夏南部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第203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法国卢芹斋收藏的怪兽青铜牌饰(参见A·Salmony，Sino—SiberianArtintheCollectionofC.T.Loo，Paris，1933，p.69，Pl.XXVIno.4)。另有一件在中国长城地带收集的铜牌饰(参见《西伯利亚的铜牌饰》，转引自潘玲《矩形动物纹牌饰的相关问题》，《边疆考古》第3辑，第129页，图二，科学出版社，2004年)。还有一件残品，收藏在日本国立东京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中国北方系青铜器》，第157、274页，竹林舍，2005年)。这些牌饰除质地不同、大小有差异外，有着大体相同的构图，表明它们有共同的渊源。
[32]С.И.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33]Leningrad，1985，p.202.关于这枚铜镜，本以为是普通的西汉昭明镜，李学勤则认为是一面少见的连弧纹铭镜。参见《阿富汗席巴尔甘出土的一面汉镜》，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第296～299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
[34]梅原末治:《蒙古ノィン·ウラ见の遗物》，第28～83页，便利堂，1960年。
[35]乌思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青铜时代至早匈奴时期》，第319～327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36]《后汉书》卷二十三《窦宪传》，第817页，中华书局，1973年。
[37]艾玛·邦克《中国游牧民族的艺术———具有蛮夷风味的东周、秦及汉代艺术品》，《中国艺术文物讨论会论文集·器物(下)》，第574～576页，台北故宫博物院，1992年。
[38]余英时著、乌文玲等译《汉代贸易与扩张》，第28～5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根据余氏研究，以汉代匈奴为例，粮食的基本供给完全仰仗中原政府。
本文出自《文物》2010年第3期，56-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