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文)
三 傅家画像石图像解读
傅家画像石采用了屏风的形式，这些石板的界限及封闭性的画像边饰强调了每一画幅独立存在的意义，即每一个画面都可以被相对单独地观察。但另一方面，这些画像属于一个共同的空间，彼此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会存在许多关联。目前对于画像石配置关系的复原虽然获得最后成功，但要意识到整体关系的存在。这两个方面是研究其图像的出发点。
傅家画像石与虞弘石棺图像有许多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首先，傅家画像石的边饰除了第五石为近似“回”字形的装饰外，其余均为忍冬纹，与虞弘石棺、安阳石棺床和Miho石棺床壁板的边饰极为相近，而傅家第五石转角处的花朵也与虞弘石棺、Miho石棺床相同部位的花朵极相似(图28)。
图28 北齐和隋代葬具上的边饰
a、b 山东青州傅家画像石(郑岩绘图); c 山西太原晋源区王郭村隋虞弘墓石棺(采自《文物》2001年第1期，第39页);
d 日本Miho博物馆藏石棺床(郑岩绘图); e 河南安阳石棺床(采自《艺术史研究》第1辑，第153页)
其次，虞弘石棺所见颈上系绶带的鸟，在傅家第一、二、三、四、五诸石的画面上部均可见到，有的有一只，有的为两只。这种鸟纹也见于安阳出土的北齐石棺床画像中(图29)。同样的形象在葱岭以西的阿富汗巴米扬(Bamiyan)石窟壁画(图30.1)和葱岭以东的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壁画(图30.2)中都可见到，其外部环绕联珠纹，是萨珊波斯人所喜爱的图案[58]。其中克孜尔石窟的鸟纹口中衔连珠组成的环带，与塔吉克斯坦境内著名的粟特城址片治肯特(Panjikent)壁画中表示财富与吉祥的衔环鸟(hvarnah)可以联系起来[59](图31)。因此姜伯勤将安阳石棺床上的这种鸟纹考为“波斯式吉祥鸟”是可以成立的。姜伯勤还指出：“在波斯史料中与好运相关联的场合，有好几种现象，包括有翼的兽、有翼羊和有翼的‘光’”[60]，傅家第七石上部口衔忍冬、颈上系带的长耳犬状翼兽也应属此类表示吉祥的动物(见图12)。
图29 北齐和隋代葬具上的吉祥鸟
a、b 山东青州傅家北齐画像石(郑岩绘图); c山西太原晋源区王郭村隋虞弘石棺(采自《文物》2001年1期，第 39页); d、e、f 河南安阳石棺床(采自《艺术史研究》第1辑，第167页)
图30 葱岭东、西石窟壁画中的鸟纹(采自《吐鲁番古墓葬出土艺术品》，第46页)
a 巴米扬石窟壁画;b 克孜尔石窟壁画
图31 塔吉克斯坦片治肯特6—7世纪粟特壁画(黑色箭头所指为衔环鸟， Iranica Antiqua, XI, p.171, fig.6)
其三，傅家第二石刻一头戴折角巾、身穿褒衣的人坐在筌蹄上[61]，左手持小杯，右脚横置于左膝上，正与一胡人对饮，后面有一人手捧珊瑚，应是胡人进献的异宝[62]。而虞弘石棺西壁南部内面刻一带头光的神，右手持曲口碗坐于筌蹄上，前有一人“胡跪”进献供品，一人弹琵琶(图32)。这两幅画像的构图左右相反，但人物组合关系大同小异，特别是两图中的主角，坐姿竟完全相同(图33)，这种坐姿也见于片治肯特的壁画中(见图31、34)。十分明显，这两幅画像应是在同一粉本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图32 山西太原隋虞弘墓石棺西壁南部画像(采自《太原隋虞弘墓》，图版50)
图33 山东青州傅家北齐画像石第二石与山西太原晋源区王郭村隋虞弘石棺西壁南部内面画像比较
a 傅家第二石(郑岩绘图); b 虞弘石棺画像(采自《文物》2001年第1期，第39页)
图34 塔吉克斯坦片治肯特6—7世纪粟特壁画
(Aleksandr Belenitsky,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of Central Asia, London, Barrie & Rockliff: The Cresset Press, 1969, fig.142)
但是，傅家第二石与虞弘石棺西壁南部内面画像的主题并不相同。后者坐在筌蹄上的人物深目高鼻有胡须，身着胡服，有头光，应为一神人;而前者的主角广额丰颐，头系折上巾，身着交领袍，腰束环带，脚穿靴，其头巾与袍的形式与济南马家庄□道贵墓(见图27)[63]和磁县东槐树村高润墓(573)[64]的墓主画像十分接近，应为墓主的形象。傅家画像石中墓主形象还见于第五、六、七石(见图10-12)，其中第五石中的墓主头戴鲜卑帽，与太原王郭村娄睿墓壁画中的人物服饰基本相同[65]，是典型的北齐鲜卑服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虽然无法根据图像准确推断其血统，但可以判断其文化归属。我们至少可以肯定，这一形象不是粟特人，而是一鲜卑人或汉人，属于北齐统治阶层。第二石中的胡人深目高鼻卷发，身穿联珠纹长袍，与安阳石棺床上粟特人的服饰相同(图35)，应是粟特人的形象。
图35 河南安阳北齐石棺床上的粟特人形象(采自《中国圣火》，第186页)
傅家第七石亦刻墓主与粟特人交谈的情景(见图12)。其中央站立的人物面容、服饰与第二石坐在筌蹄上的人物一致，也应是墓主。而粟特人谦卑的动态、后面站立的汉人(或鲜卑人)的服饰亦与第二石所见无差异。
就画面构图形式而言，我们已经找到了第二石的来源;就内容而言，类似第二石与第七石的主题在徐州洪楼东汉画像石中就已经出现(图36)[66]。洪楼画像中坐在中央的人物应为墓主，前来拜见他的客人既有胡人，又有汉人。这种画像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67]、乾陵61尊蕃王像[68]，以及唐代章怀太子墓道中描绘的外国宾客(图37)[69]。文献中也记有此类画作，如梁元帝萧绎“任荆州刺史日，画《蕃客入朝图》，帝极称善。又画《职贡图》并序。善画外国来献之事”[70]，王素指出，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以“职贡”盛衰为正统在否之标志，画家往往作《职贡图》以邀宠[71]。因此，傅家第二石应是受到历代帝王“四夷宾服，万方来朝”之类的观念影响，而模仿出的一种程式化图像[72]。
图36 江苏徐州洪楼东汉画像石(采自《江苏徐州汉画像石》，图版40)
图37 陕西乾县唐章怀太子墓墓道东壁客使画像(采自周天游主编：《章怀太子墓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