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附记：
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得到杨泓、姜伯勤、巫鸿和李清泉等先生的指教。文章原刊于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73-109页)，后经修改，收入拙著《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236-284页)一书。该文发表后，引起相关研究者的重视。然十年之后重读此文，于心未安处所在多有。近年来新的材料和新的研究层出不穷，很难再全面改写本文。此次重刊，除了对文字略加整理外，需对几个问题加以说明。
一、本文所论傅家画像石长期以来在青州市博物馆被镶嵌在展室墙壁中展出，迄今依然。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可以约略观察到边缘侧面的情况外，无法观察到其背面的状况。2004年12月，我承纽约大都会亚洲部屈志仁先生邀请，赴该馆参加为配合“走向盛唐”(Dawn of the Golden Age)文物展所举办的演讲会，再次看到展览中借展的青州傅家第一石和第二石。由于展出环境改变，我得以观察到两石的背面，发现皆未经打磨，粗糙不平，很像我在《山东临淄东汉王阿命刻石的形制及其他》(见郑岩《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8—125页)一文中所讨论的许多汉代小祠堂外壁的情况。因此，傅家画像石原报告对其性质的推测或许不宜轻易否定，即这批石刻很有可能是墓室的墙壁。本文推断为石棺构件，显然证据不足。好在这一看法并不影响本文所讨论的主要问题。以线刻画像装饰墓葬壁面的做法尚未有其他例子发现，故可先充分注意到这一现象，以备后证。考虑到北朝时期屡有殿堂式的石棺出土(除了文章所举诸例，近年来又有西安北周史君墓所见同类型的葬具发现)，本文第二部分所讨论的此类葬具象征意义的问题，或仍有一定价值，故仍予以保留。
二、文中提到青州当地北朝时期少见阴线刻的雕刻技术，这一论断也失之轻率。2001年，上海博物馆展出的一件青州龙兴寺出土的北齐背屏式造像的背面，即有流畅的阴线刻，但资料至今未见发表。另外，在鲁北博兴县的北朝佛教造型中，也曾见阴线刻画像的例子。对此李少南(《从博兴出土的石刻线画略谈北朝线刻艺术》，《考古》1989年第7期，第653—656页)和赵超(《从北魏永安二年张昙祐等造像上的线刻画看石刻线画的发展》，《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6期，第73—78页)皆有专文讨论。
三、文中根据画像中墓主的面相认为死者并非西域人，而可能是内地的鲜卑人或汉人。但这种方法在研究北周康业墓画像时并不适应(见《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第219—265页)。不过，康业墓尚不是判断傅家墓墓主身份直接的材料。在目前看来，我对傅家墓主族属的推断仍不失为较慎重的假说，但新的材料的确再次提醒我们，对于古代墓葬画像的复杂性要有充分的认识。
2012年10月
作者再记：
本稿2013年收入《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第266—306页)。此处文字基本沿用《逝者的面具》稿，并在原有基础上增加11幅插图。
夏名采先生生前对于傅家画像石的搜集、刊布与研究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谨以此文表达对这位前辈学者深切的怀念。
2013年4月
作者三记：
2014年，青州博物馆又公布了编号为004520的一块残石，是一块石板的下部，残存的画面上除边饰花纹外，还有一帔带的末端和一只赤裸带环的右脚(青州市博物馆：《山东青州傅家庄北齐线刻画像石》，第40-42页，济南，齐鲁书社，2014年)。
2017年1月
注释
[58] 薄小莹：《吐鲁番地区发现的联珠纹织物》，《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333—334页。
[59] Guitty Azarpay, “ Some Iranian Iconographic Formulae in Sogdian Painting, ” Iranica Antiqua, XI, pp.174-177.
[60] 姜伯勤：《安阳北齐石棺床的图像考察与入华粟特人的祆教美术》，第166—167页。
[61] 关于筌蹄的考证，见孙机：《唐李寿石椁线刻〈侍女图〉、〈乐舞图〉散记》，第209—211页。
[62] 珊瑚在当时被视为珍宝，往往是皇帝赏赐大臣和官僚争豪斗富之物，如《世说新语》“汰侈”云：“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者，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刘义庆撰，刘孝标注，杨勇校笺：《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91页;又该书第791页刘孝标页注引《南州异物志》曰“珊瑚生大秦国”云云，故珊瑚有可能由善贾的粟特人带入中国。
[63] 济南市博物馆：《济南市马家庄北齐墓》，第45、46页。
[64]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北齐高润墓》，图版柒。
[6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齐东安王娄睿墓》。
[66]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徐州汉画像石》，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图版肆拾。
[67] 故宫博物院：《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第36—37页。
[68] 王子云：《陕西古代石雕刻I》，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图版45。
[69] 陕西省博物馆等唐墓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图版贰，1。
[70] 张彦远撰、秦仲文、黄苗子点校：《历代名画记》卷七，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第145页;该书卷三亦录梁元帝《职贡图》。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宋人摹《职贡图》一卷，图绘各国使者，其原作被认为出自南朝梁萧绎之手。江苏省美术馆编：《六朝艺术》，“顾恺之、萧绎绘画长卷四款”之三。
[71] 王素：《梁元帝<职贡图>新探——兼说滑及高昌国史的几个问题》，《文物》1992年第2期，第72页。
[72] 这种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图像程式的“借用”是一种普遍现象，如临朐海浮山北齐天保二年(551)崔芬墓中的墓主出行画像，就与龙门石窟所见的皇帝礼佛图、皇后礼佛图，以及传为顾恺之所作的《洛神赋图》中曹植的形象无异。关于这一构图样式的讨论，见杨泓：《美术考古半世纪——中国美术考古发现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229页;李力：《北魏洛阳永宁寺塔塑像的艺术与时代特征》，巫鸿主编：《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364—367页。
[73] 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1页。
[74]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2—33页。
[75] 姜伯勤：《安阳北齐石棺床的图像考察与入华粟特人的祆教美术》，第172—173页。
[76] 《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50页。
[77] 《南齐书》卷五十四《顾欢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931页。
[78] 《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039页。
[79] 基于这一现象，韩伟主张石棺床应更名为“围屏石榻”。但实际上，洛阳北魏同样形制的葬具就被研究者称为石棺床，这主要是从形制上考虑的，已约定俗成，所以本文仍沿用旧有名称，以强调其发展的连续性。韩伟：《北周安伽墓围屏石榻之相关问题浅见》，《文物》2001年第1期，第97—98页。
[80] 祆教火坛和祭司的图像也见于安阳石棺床，有关论述见姜伯勤：《安阳北齐石棺床的图像考察与入华粟特人的祆教美术》，第159—160页。
[81] 关于这一细节，韩伟解释为手执燃料的陪祭者，不确，从发表的图版看，四人手中所持为刀。韩伟：《北周安伽墓围屏石榻之相关问题浅见》，第92页。关于九姓胡丧礼中“剺面截耳”习俗的考释，见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24—25页。
[82] 《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66页。
[83]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165页。
[84] 姜伯勤：《北齐安阳石棺床画像石与粟特人美术》，第166页。
[85] 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6页。
[86] 关于南北朝隋唐时期毡帐形制的讨论，见吴玉贵：《白居易“毡帐诗”所见的唐代胡风》，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01—420页。
[87] 关于这一问题的专题研究，见Elfriede Regina Knauer, The Camel’s Load in Life and Death: Iconography and Ideology of Chinese Pottery Figurines from Han to Tang and their Relevance to Trade along the Silk Routes, Zürich: AKANTHVS, Verlag Für Archaologie, 1998。 荣新江对该书的评论见《唐研究》第5卷，第533—536页。
[88] 齐涛：《丝绸之路探源》，济南：齐鲁书社，1992年，第157—249页。此外关于该墓的报告也持类似的观点。
[89] 郑岩、贾德民：《汉代卧驼铜镇》，《文物天地》1993年第6期，第36—37页。
[90] 相关讨论见郑岩：《“客使图”溯源——关于墓葬壁画研究方法的一点反思》，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唐墓壁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65-180页。
[91] 有关方法论的研究，见蒋英炬：《汉画像石考古学研究絮语——从对武梁祠一故事考证失误说起》，山东大学考古学系编：《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第431—437页;Wu Hung, “ What is Bianxiang变相?--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unhuang Art and Dunhuang Literature, ”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2. 1 ( 1992 ) pp.111-192，中译本见《何为变相?——兼论敦煌艺术与敦煌文学的关系》，郑岩译，《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下册，第346—404页。
[92] 金维诺：《秦汉时代的雕塑》，氏著：《中国美术史论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第50页。
[93] 有学者指出，中国文艺理论中“再现”一词是对representation的误译，而这个词在西方已不是“再现(摹仿式)”，而是“表现”、“表象”、“象征”等意义。转引自周汝昌：《红学的深思》，文池主编：《在北大听讲座(第三辑)——思想的魅力》，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37页。
[94]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10—19页。
[95] 郑岩：《一幅珍贵的年画》，《文物天地》1995年第4期，第32—34页。
[96] 张彦远撰，秦仲文、黄苗子点校：《历代名画记》，第157页。
[97] 荣新江：《粟特祆教美术东传过程中的转化——从粟特到中国》，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52—54页;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301—325页。
[98] 宿白：《青州龙兴寺窖藏所出佛像的几个问题——青州城与龙兴寺之三》，《文物》1999年第10期，第44—59页。
[99] 罗丰：《萨宝：一个唐朝唯一外来官职的再考察》，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4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17—219页。
[100] 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册，第571—572页。
[101] 姜伯勤：《萨宝府制度源流论略》，饶宗颐主编：《华学》第三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第294页。
[102] 《隋书》，第756页。
[103] 荣新江：《隋及唐初并州的萨宝府与粟特聚落》，《文物》2001年第4期，第86—87页。
[104]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山西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1992年，第8页;《全唐文补遗》五，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111页。
[105] 荣新江：《龙家考》，《中亚学刊》第4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44—160页。
[106] 姜伯勤：《北齐安阳石棺床画像石与粟特人美术》，第159—160页。
[107]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朐县博物馆：《山东临朐北齐崔芬壁画墓》，《文物》2002年第4期，第4—25页;Wu Wenqi, “ Painted Murals of the Northern Qi Period, ” Orientations, vol.29, no.6, June 1998, pp.60-69。
[108]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盐池唐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9期，第43—56页。
[109] 史射勿墓志称：“公讳射勿，字槃陀。平凉平高县人也，其先出自西国。曾祖妙尼，祖波波匿，并仕本国，俱为萨宝。”但墓葬中壁画的题材和布局与宁夏固原深沟村发掘的北周天和四年(569)柱国大将军、原州刺史河西公李贤墓葬中的壁画一脉相承，而看不出有明显的粟特文化色彩。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隋史射勿墓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10期，第15—22页;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7—30页，彩色图版1—8。
[110] 杨泓：《关于南北朝时青州考古的思考》，《文物》1998年2期，第46—53页。
[111]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第221—244页;淄博市博物馆、临淄区文管所：《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3期，第216—221页。
[112]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文物》1989年第4期，第67—78页。
文稿校对|马强
文稿审核|沈睿文
排版编辑|马强 钱雨琨
出品单位|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本公众号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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