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的玻璃在宫廷中被广泛使用
近几十年在中国考古发掘中出土的伊斯兰玻璃给世界伊斯兰艺术史的学者们以极大的惊喜。1980年之前中国就有河北定县静志寺塔基(977年)、浙江瑞安慧光塔(1034年)和安徽无为舍利塔(1036年)出土过伊斯兰刻花玻璃瓶。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伊斯兰玻璃发现最为丰硕的年代。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18件精美的伊斯兰玻璃容器，下限为公元974年;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辽代陈国公主墓(1018年)出土7件伊斯兰玻璃器;1983年天津蓟县独乐寺白塔塔身(1058年)发现伊斯兰刻花瓶。1990年扬州城考古队发掘了一处唐代中晚期住宅遗址，出土了一批伊斯兰玻璃残片。20世纪末21世纪初，伊斯兰玻璃器在中国不断有所发现。辽宁朝阳北塔在修塔过程中发现了伊斯兰玻璃中罕见的瓶中瓶。2003年，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辽代墓的发掘，发现了一件完整高柄玻璃杯。2007年，对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1号陪葬墓的发掘中，出土了一批玻璃残片，其中一件蓝色玻璃碗可以修复，为进口的伊斯兰玻璃。辽塔辽墓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为辽代早期与西亚的交通提供了考古学的证据，也就是说为10世纪初丝绸之路草原线路的重启提供了证据。
2003年在广州市东南15公里的小谷围岛发掘了南汉王朝的两座帝陵。其中一座可以确认是南汉开国皇帝刘䶮的陵墓——康陵。该墓出土了玻璃残片一百余件。这批玻璃残片仅有一件修复复原，为绿色玻璃瓶。高12厘米，口径5.2厘米;绿色透明，玻璃内含较多气泡;侈口、圆唇、短颈、折肩、收腹;腹部到颈部装饰有11个竖棱条。在已知的考古发掘和博物馆收藏中，还没有见到与此完全一样的玻璃器，但是伊斯兰玻璃中却有相似的器形和相同的装饰。康陵出土的直口鼓腹玻璃瓶和侈口长颈鼓腹玻璃瓶也是伊斯兰玻璃器的常见器形。分析这批玻璃残片的制作工艺和化学成分，可以得出康陵玻璃是伊斯兰玻璃的结论。
南汉康陵出土的伊斯兰玻璃是对历史文献很好的印证。广州自先秦时代便是海上交通的重要港口。自汉至唐，广州在中国海上交通和贸易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唐代宗视琉璃盘为珍宝的故事也发生在广州。代宗大历八年(773年)，路嗣恭前往广州平叛哥舒晃叛乱。广州平定后，路嗣恭贡献给唐代宗一个玻璃盘，直径九寸，代宗以为这么大的玻璃盘是天下至宝了。不久，宰相元载获罪，代宗派人查抄了元载的家，抄出一个直径达一尺的玻璃盘，这个玻璃盘也是路嗣恭平定岭南后送给元载的。代宗发现路嗣恭把最大的玻璃盘没有贡献给自己而献给了宰相，心中非常不快。路嗣恭在广州得到的玻璃盘，应是从阿拉伯帝国运来的西方玻璃，正因这种玻璃盘在中国很难得到，所以代宗“以为至宝”。
广州南汉康陵出土的绿色玻璃瓶。在中国已知的考古发掘和博物馆收藏中，还没有见到与此完全一样的玻璃器，但在伊斯兰玻璃中可见相似的器形和相同装饰。
由于在中国发现的伊斯兰玻璃器数量很多，有可靠的年代和出土地点，多是精品，我国已经成为产地之外的最重要的伊斯兰玻璃发现地之一。
从考古出土的玻璃器可以看出，中国古玻璃一直存在着两个系统：进口玻璃和国产玻璃。这两个系统的玻璃不仅存在于隋唐之前，也存在于隋唐之后。通过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从西方进口的玻璃器一直是中国上层社会竞相追逐的时尚奢侈品。中国国产玻璃的产生和发展与东西文明的交流和碰撞相关联。虽然玻璃在古代没有发展为中国主要的手工业，但是中国玻璃具有很强的传统文化印记，产品清新独特，是世界玻璃史上的一枝奇葩。
作者简介：安家瑶，女，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汉唐研究室主任，西安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博士生导师; 西北大学兼职教授;德意志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贡献津贴。系中国国内最早开展中国古代玻璃研究的学者之一。
(本文原载于《文明》2014年11期，页26-39。)
